中国的立州位于哪里？
“中国”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它代表了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而非中华民族的实际控制范围（或者说文化扩展范围）——比如汉唐的扩张，把现在的朝鲜半岛、中亚等地收入中国版图，但这些地方的民族却并未汉化；元明时期的征服战争虽然将今天云南贵州地区纳入统治区域，但是这两块地区的民族也并未完全同化于汉族中。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其实是近代以来通过领土法理体系才逐渐确立起来的。在汉唐时期，“中国”其实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
那么为什么今天要讨论“中国的立州”而不是“汉唐时期的都城”？因为从元朝开始，“中国”的概念随着中央政权的实际控制范围而扩大了——元明清三代，除了金代的中都之外，其他几代的首都都是建立在北方(辽金是游牧政权，不必计入内)。这种政治中心位于北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
那么问题是，如果以北京作为“中国”的象征的话，那么为什么又强调是“汉唐时的”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自元以后，中原王朝对于自身文化扩展（即所谓“汉地十八省”）的控制实际上已经加强了（当然，对于边疆地区的控制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可以看看明朝与西藏的关系，就可以发现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对边徼地区和海外的一些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行政管辖，而是作为藩属方国予以承认和宗主地位。到了明朝末年，由于西藏地方势力崛起，与中央政府对抗，所以朱明廷才重新确定了对西藏的行政管辖权，授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国王”的称号，并且给予他们任免驻藏大臣的权力。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从汉唐时期的藩属体系回到了周礼五服制度下的臣属状态。
而这种变化其实正反映了中国本土的权力在元明之际逐渐强化，最终形成了后世所谓的“中央集权”。这种内部结构的调整其实是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因为在汉唐时期，西北的突厥和东北的蒙古是对中原王朝的最大威胁，所以为了应对这两个游牧政权的军事压力，中原王朝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内外联合的军备体制——“外重内轻”。其特征就是京师和地方都设重兵，地方各州府设有卫所，负责驻防当地，同时又设立了“行部”，即由京官派出巡视各地，考核地方官员，监督地方政事。
元代开始，这套体制被颠倒过来变成了“内重外轻”，这是因为来自草原的游牧政权已经换成了来自海上的殖民者。元明清三代，虽然北方边境的防御工事和兵马不断加粗加厚，但是在南方却无力长期保留防守力量，于是导致了南明的短暂复兴。不过，尽管明朝廷在北边倾注了更多国力，却仍无法彻底消除来自北方和西北的威胁，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用大炮轰开了清朝的大门，西方侵略者的枪炮才是对中国内陆地区威力最大的一种“异族武力”。